陀飞轮父子 从杭州制造到香港制造

　　万希泉钟表有限公司创始人沈慧林与父亲沈墨宁

　　1980年，沈墨宁离开出生地杭州，身上揣着30港元，来到脑海中“遍地是黄金”的香港，那年，他23岁。他曾在公园露宿，曾在仓库、电子厂打工，但很快，浙江人身上的创业精神开始涌动。他从做电子表、LED灯起家，随后收购杭州手表厂，发掘杭州制造陀飞轮机芯的实力。生意最大时，他在浙江收购了17个工厂。

　　2010年，沈墨宁的儿子沈慧林创办腕表品牌万希泉，成为香港第一个专注陀飞轮的品牌，那年，沈慧林24岁。在香港零售业下行之时，沈慧林的陀飞轮却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。

　　这对打造中国陀飞轮的父子，诉说了将近四十年的香港故事。作为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平，陀飞轮用最精密的运行方式，精准地记录着时间，也记录着历史，记录着改革开放四十年里，大时代下的人物故事。

　　移民潮下的掘金时代

　　“我对香港最初的印象来自于祖父，他是马来西亚华侨，我小学的时候经常会见到祖父的香港朋友来看他，带来内地没有的高露洁牙膏和新奇的泡面，那时候我想，香港真好啊，有这么多时髦的玩意儿。”沈墨宁出生成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是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，“亚洲四小龙”的风光一时无两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末，沈墨宁在浙江医科大做医学摄影工作，业余时间他喜欢到西湖边拍照并投稿。那时，沈墨宁经常免费为一些港澳同胞做导游，不少香港人为了感激他，留下电话号码，嘱咐他有机会到香港的话随时联系。

　　当时的沈墨宁并没有意识到，这几个电话号码，串联起了他从杭州到香港的人生轨迹。

　　1978年底，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，近乎封闭的国门被打开，香港因为天然的血缘和地域关系，成为许多内地居民迈向世界的一个起点。“因为改革开放，香港人更多地来内地旅游，我因而结识了香港朋友，也因为改革开放，大批内地人涌入香港寻求发展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”

　　1980年，沈墨宁到在中国建设银行杭州梅花碑分行换了30元港币，就这样去了香港。“那时候的香港给我的感觉是贫富悬殊已经很大，有人住铁皮屋，有人在中环西装革履地上班，到了香港后我人生地不熟，我不愿意住铁皮屋，我宁可睡公园。”

　　睡了三天公园后，沈墨宁在公共电话亭拨通了当时在杭州结识的香港朋友的电话。“我说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，没想到这几个人的家真的让我住了，命运有时候很神奇的。”沈墨宁感慨道，也正是因为这份暂时的安定，到了香港三天后，他就开始工作，第一份工作是做仓库整理。

　　“做了一个多月仓库整理后，我又去电子厂打工，也是那时候我认识了现在的太太，她是潮州人，来香港比我早，帮了我很多。”在电子厂的打工经历对沈墨宁来说很有启发，自小对机械颇具天赋的他发现，工厂在生产电子表之前需要人工一件件来做电子测试，他便发明了一种做测试用的支架仪器，“当时我的仪器大受欢迎，我卖140块钱一个，每天都能卖出去十几二十个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沈墨宁在打工三个月后，开始自己创业。“那时候每天忙到天昏地暗，经常要通宵干活。如果晚上12点回家，我爸就会说，今天这么早回来啊。”到香港一年后，沈墨宁就将父母接到了香港，“他们原本是医生和护士，在杭州生活前景也不错，但跟当时香港的生活条件还是很难比的。”

　　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，刚刚完成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，居民生活水平在提高，各类工厂劳动缺口巨大。

　　在当时内地人民的印象里，香港人跑马、跳舞、喝下午茶，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、收音机，他们就像《甜蜜蜜》里的黎明和张曼玉一样，想到香港来掘金，想穿梭在高楼大厦间，想来打工、炒股、发财。

　　“那时候的政策开放程度很高，每一个来到香港的人都可以直接拿香港身份证，当时许多工厂的劳动缺口都很大，机会非常多，只要你肯干就能找到工作。”沈墨宁在那个蕴藏机会的年代，踩准了时机，开启了他的香港故事。

　　发掘杭州制造的价值

　　20世纪90年代，沈墨宁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不仅开厂做电子表，还扩展到做石英表，对电子产品很有天赋的他还做过玩具电子配件，甚至做起了LED灯。和许多到外地经商的浙商一样，沈墨宁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回到哪里去。

　　1986年开始，沈墨宁就频繁地回内地投资建厂。“1990年，我听说杭州手表厂经营情况不佳，不管是西湖牌还是上海牌手表，都很难卖，甚至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。”以电子表起家的沈墨宁从此和“表”结缘，他与杭州手表厂合资，组建成立杭州威士集团公司，将杭州产的“威士牌”手表销往各地。

　　到了2000年，杭州手表厂进行股份制改革，成立杭州手表有限公司，沈墨宁正式入股成为最大股东。在与杭州手表厂接触的过程中，沈墨宁发现，杭州手表厂具有自主制造陀飞轮机芯的能力，这在中国范围内都是难能可贵的。“当时内地人很少有人了解陀飞轮机芯的价值，这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艺，而杭州手表厂的制造成本相比瑞士等国家，要低得多。”

　　于是，新组建的杭州手表有限公司开始生产陀飞轮机芯。当时，很多外国人都觉得中国不可能做出陀飞轮机芯。但就在2002年，杭州手表有限公司生产的首批陀飞轮机芯售往国外，成为中国最早批量出口的陀飞轮机芯。

　　“我们生产的陀飞轮机芯，技术水平是和瑞士接轨的，当时国外很多腕表品牌用的机芯就是我们生产的。”沈墨宁自豪地介绍。

　　如今，沈墨宁的身份是浙江省杭州市政协常务委员及港区召集人，更是香港杭州旅港同乡会常务副会长，杭州宁基电子有限公司董事、杭州手表有限公司董事。在香港创业成功后，沈墨宁与内地的联系反而越来越紧密了。他感叹道：“初来香港时，本地人看不起来打工的内地人，就算听得懂普通话，也假装听不懂，如今内地经济不断强势增长，几十年来创造了多少令港人目眩的成绩，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”

　　发掘杭州制造的陀飞轮机芯，可以说是沈墨宁留给儿子沈慧林最好的成长礼物，2010年，沈慧林以父辈的创业积累为基础，创立了香港第一个只售卖陀飞轮的腕表品牌。至此，陀飞轮父子的故事进入了另一个篇章。

　　中国陀飞轮品牌诞生

　　沈慧林创办香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陀飞轮腕表品牌“万希泉”时，只有24岁，他和父亲走上了一条极为相似的道路——二十几岁创业，且都以手表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。

　　实际上，最初的沈慧林和其他香港年轻人一样，从小在香港长大并读书，后来到美国完成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业，主修经济学，并考出了全球风险协会金融风险管理师执照。回国后，他和大多数香港年轻人一样选择了金融业，在银行工作，眼看已经走上香港主流的金融才俊之路。

　　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身边很多同行选择在这个时刻继续读书深造、规避风险，而我却燃起了创业的念头。”沈慧林表示，创业的想法其实一直都在他的潜意识里，“小时候我就在爸爸的工厂里看师傅们修表，大一点跟随爸爸回到内地，看到祖传的200多年的怀表，深深被吸引住了。”后来沈墨宁收购杭州手表厂，沈慧林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当时的手表厂为主要调查对象。

　　“当时我了解到杭州手表厂为外国的品牌手表生产陀飞轮机芯，卖出去的机芯价格跟最后国外品牌整表的价格，因为品牌溢价的关系竟相差数十倍到数百倍之多。我们有这个技术，为什么不做自己的陀飞轮品牌？”

　　伴随着见识的不断增长，沈慧林的创业渴望与日俱增。

　　沈慧林介绍，在美国留学期间，前IMF主席在一堂课中提到，中国经济以前很大程度上以代工为主，依赖出口，如果加强内需的话，中国国际竞争力将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。“这门课对我的刺激很大，回香港后我发现国家的政策也是往这个方向引导的，在腕表行业，香港和内地都以代理国外品牌和注册品牌为主，是时候建立一个自己的腕表品牌了。”

　　在沈慧林提出要自己创业的时候，沈墨宁曾担心过儿子是否年轻气盛，无法承担创办品牌的巨大风险，但儿子的坚定打动了他。既然自己也在二十多岁时不甘心打工选择了创业，现在没有理由阻止儿子创业，加上他如今能够给予儿子的人脉支持和经济支持，已经远不止当年他的30港元了。

　　沈墨宁给沈慧林设置了一年的考核时间，“那一年我从零开始介入香港零售业，不断地考察店铺，为产品做营销宣传，还飞到世界各地开拓市场。一年的坚持让爸爸认可了我，从那以后他便让我放开手脚去做事。”

　　既然要打造中国的陀飞轮，就必须体现中国特有的腕表设计创意。受父亲喜爱木雕收藏的影响，沈慧林打破了陀飞轮由欧美设计理念主导的惯性思维，在陀飞轮表盘设计上加入木雕元素，将木雕的精细工艺与机械表的精湛工艺完美结合。此后，沈慧林在香港成立产品设计研发室，结合更多潮流元素，如漫威、香港明星、NBA球星等，打造年轻人喜爱的陀飞轮，“陀飞轮虽然是高端腕表，设计偏向传统，但我们希望把这一种艺术推广给更多人群。”

　　2015年，万希泉获日本著名钟表检测中心腕时计修理マスター作质量测试，由一级时计修理技能士颁发世界级优良时计证书。这让万希泉成为日本钟表界的一时佳话，更让万希泉在日本市场的成功立下基础。

　　此后，来自杭州的陀飞轮机芯，搭载着万希泉这一香港本土腕表品牌，走向了全球20多个国家。并热衷于公益活动，例如，2018年与世界桌球好手傅家俊合作推出“傅家俊设计系列-20周年陀飞轮”，部分收益拨捐“愿望成真基金”，帮助患病幼童实现愿望。

　　沈慧林和父亲一样，一直与内地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。不仅万希泉的生产中心在杭州，更早早地在内地推出了万希泉这个品牌，“让浙江人知道我们自己拥有这么精湛的工艺，让内地的消费者能够买到来自杭州手表厂的陀飞轮机芯，这对我来说，就像天生的使命一般。”

　　沈慧林认为，纪念时间最好的东西，就是时间本身。“陀飞轮的摆轮摆一圈，就代表一分钟，这样不断摆动着，时间就在这块小小的机械里流逝，在这样的流逝中，不但时间见证了我们的生老病死，我们也在见证着时间，见证着时代。”